追逐“人造太阳”，探索终极能源，90岁的他仍在直面“世界最难”
“我的人生，要留下一些科技的痕迹。我期盼着中子源能够出来，实现磁约束氘氘聚变。这是了不起的大事，真正解决人类的终极能源问题，为人类作出贡献！”
潘垣，1933年8月出生于湖北宜昌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。他是我国核聚变电磁工程和大型脉冲电源技术的主要开拓者，脉冲强磁场技术专家，至今活跃在科研一线，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人类能源问题，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。这个听起来有些“科幻”的课题，潘垣研究了50多年，目前仍在继续。为了祖国，再苦再难，他都倍感珍惜。
“1938年，我5岁，日本人占领了武汉，对宜昌是猛炸啊……我大难不死。我母亲教育我，‘没有国哪有家啊！’”忆起童年，这位90岁的老人依然会潸然泪下，母亲的这句话也让他记了一辈子。他说，服务祖国是他研究的根本追求。“钱三强先生治学非常严谨，要求很高。经过了5年大学本科后还要考试，不合格的话他会认为你不适宜在研究室工作，就调到器材处或者图书馆等。”
得益于钱三强先生的“威逼”和老一辈科学家的精心传授，潘垣的学术水平突飞猛进。1968年8月，托卡马克装置所获得的卓越实验成果传遍世界。潘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，率先提出让国内的磁约束核聚变研究转向托卡马克方向的建议，建造“中国环流器一号”的“大会战”就此开始。搞科研，要“安、钻、迷”
潘垣回忆，钱三强先生曾说，搞科研要“安、钻、迷”：“安下心来、钻进去、着迷。着了迷，你就能出东西了。”远离城市、深居大山，潘垣和磁约束核聚变研究所的同事们经历十多年艰苦攻关，成功研制了“中国环流器一号”，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，也为中国受控核聚变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。
潘垣保存着一张两米多长的手稿，上面密密麻麻绘制着整个大科学工程控制系统的逻辑关系，一笔一划、工工整整，角落处标注着“1975年8月，控制大会战完成”。潘垣说，建造之初，所需参考材料极为缺乏，工程设计人员手里仅有介绍苏联相关装置概况的4页文章，装置的每一个部件具体该怎样设计，都需要自己摸索。“潘老师对知识有很强的渴望，每当听到最新的科技进展时，他会非常聚精会神。他经常说，自己解决了很多外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，鼓励大家要自信。他有很强的创新意愿，觉得必须再往前走，有新方案一定要提出来。”
瞄准国家所需，聚焦终极能源
2001年，潘垣提出尽快建设中国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，后来成为“十一五”期间我国建设的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，相关工程如今也正在推进。说起具体应用方向，潘垣非常自豪。“比如解决高温超导的机理，甚至室温超导，那就不得了，所有的输电线都没有电阻了，经济性就上去了……”
谈笑间，本就看不出已有90岁高龄的潘老似乎又年轻不少。他说，电脑他用不惯，就常年订阅四份报纸，从国家发展的脉络里，找寻自己的专业背景能够解决的难题，瞄准国家所需，目标锁定“人无我有、人有我强”。
“这个办法国际上没有，叫做‘磁约束氘氘聚变中子源‘。从原理到技术，这个项目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主创新，而且真正对于人类来说是几乎无限的能源，我有充分的信心，燃烧等离子体，一定能攻克！”
记者手记
我是记者王泽华。见到潘老，怎么也无法将他和90岁高龄划上等号。视力极好、健步如飞、精力充沛、思维敏捷，虽然刚刚退下教学岗位，但是潘老依旧活跃在科研一线，就像一台永动机，不知疲倦。采访那天，天下着蒙蒙细雨，看着伏案工作的潘老，忽然感觉他和我不处于同一个时空，已经沉浸在另一个世界。无论是在原子能研究所经历学术的摔打，还是在“大三线”建设“中国环流器一号”的历练，抑或如今前方已没有现成的路，需要挑战世界最前沿……困难，在潘老看来都是难得的机遇。他说，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收官之作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那天了，但只要中国人能借此站上世界之巅，他就高兴；他说，他应该早就去休息了，但还是放心不下；他说，他要为他的国，鞠躬尽瘁、不懈奋斗。
▌本文来源：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（ID：zgzs0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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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丨辜韵璇
鸣谢｜中国工程院、华中科技大学